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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耳曼人的罗马史 虽然历史性这样的概念粉墨登场了，然而正如学者对他们总结出来的历史主义的概念的认知一样，历史本身也是多义的或者说多面向的。
林来梵教授则在承认人的尊严即人格尊严的人格主义的前提下，认为从目前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来看，现行宪法中的人格的尊严显然有别于德国宪法中的人的尊严或者说人性尊严。对此前司法院大法官吴庚在承认上述言论的前提下，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解释宪法不是探求制宪者的意思，而是宪法的意思，尤其对基本权的解释更应考量人民的权利意识、社会发展的现况与人权之普世趋向，实是对布兰代斯法官所言的精确解读。
法律家长主义在当前中国还有其规范基础。整个12000字左右的七一讲话中出现民、群众之类字词达100 多处，其中的第三部分几乎每一段都有类似语句。孔子认为所谓仁就是将五种品德推行于政事，就是恭、宽、信、敏、惠，他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是以使人[5]。[14] 《孔子·雍也》 [15] 梁涛：《郭店竹简_■_字与孔子仁学》，《哲学研究》2005 年第5 期第49页。对此，连试图以作为公平的正义来取代功利主义的罗尔斯也不得不承认,排除了功利原则,他尚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利益冲突的道德原则[62]。
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并达到0.465，2005年将迅速逼近0.47[28]，这一弱势群体在与强势群体进行缔约时缺乏相应的讨价还价的能力（bargaining power），如果不加干预，往往会出现马太效应，这在一个关注实质公平、关注具体的社会人[29]权利的政府是不能旁观且视之泰然的。 三、 法律家长主义、仁政与民本理念 法律家长主义意味着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充当家长的角色，而作为政府这一抽象概念具体体现者的政府官员则是家长主义式法律和政策的制订者与执行者，这在我国古代父母官的称谓和仁政爱民的民本理念中有所体现[1]。迄今，其在多种场合被广泛运用，其含义基本于不同语境有所不同，但是使用者往往不加区分。
如果说在法治国家层面，司法公正和审判独立是其建设的重要方向，那么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应更着力建构为公民所能理解和认同、具有内在权威的司法，否则，法治将沦为知法者的工具。法治社会与社会法治国等法治形态相比较，能够反映出法治社会的本位预设在于社会的自治而不是国家或其他法治本位立场。第一，一体建设市迈向法治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一过程正是对公共理性的培育和提升的过程，这一建设结果有助于保障社会在理性轨道上运行。
国家的法律规则与社会的既有自治规则、习惯等并没有冲突。中国应积极回应此一浪潮，藉此契机加快法治建设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吸收借鉴并实践人类社会法治的一般规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建构阶段，它必须以法律体系的建立、法治基本结构与要素的完备为第一要务。而法治社会是在规则治理基础上的社会自我之治。其后，随着理论与实践队法治的探索，法治社会一词被运用于各类有关法治的讨论中。没有嵌入社会的‘强国家事实上是脆弱的，不能经受社会变迁的考验。
其一，法本身就是规则化。一种主张认为，中国正处于法治转型之中。笔者主张，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方略就是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的育化过程，具体包括法制的社会化以及司法社会化两个主要层面。前者应从司法的直接目标、任务与原则进行研析，后者则可透过司法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进行观察。
其二，法治社会不仅要求透过权利（益）的设定来进行资源利益的分配，用程序规划行为运作的轨道，也要求按照规则追求利益和表达诉求。（二）社会的共治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一元结构的格局逐步解体，全能国家不断重新自我定位，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发展加快了社会与国家的分离，社会相对于国家的对立性日益增强。
人们理解事物应该实现内心与外部世界的融贯，并作为主体道德和理性的需要。当前，迫切需要法作出回应的社会问题，一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且在转型社会表现为突出的，对于社会各类利益配置和利益矛盾调处问题。
从现实意义看，法治国家不能独存，它必须以社会的法治状态作为其基础性支撑，否则可能使法治国家沦为立法国家，法律无法得到信赖、运用和贯彻实施。30余年建设实践证明，法治在整体上取得了巨大进步，经济社会在其保障下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法治社会之社会，是理性、自由、民主的社会。在这一层面，多元的规则所形成的广义规则系统具有基本的共同属性，即良善规则或法之合法。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组成，多法律部门有机统一的有形法律体系于2010年形成。然而，即使公权力本身能够得到较好运用，立法同样可能对法治造成侵害。
但是，应当特别指出，在共治结构中，为确保国家的有限参与和社会的自治优位，公权力应当处于备位的地位。在此结构中，国家和社会实际上是相互融洽的，并且此结构在实践运作中是有效的。
国内学者也对法治国家的内涵进行了提炼：法治国家是指国家法治化的状态或者法治化的国家，是法治在国家领域内的国家意义上的现实化。比较起来，法治国家是法治社会的对应面，而法治型社会管理以及设计法治国启示对应着近年来国家围绕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型，两者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优位主义。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现已构建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一，从一般意义上讲，立法对法治的侵害根源于立法者理性的有限性。
五、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建设 如果以法治为中心梳理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前30年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但在转型中国的格局下，法治社会无法自发实现。国家法应当合理收缩，为社会自治性规则的建构预留空间并创造条件。社会法治国着眼于服务与给付，侧重于国家承担社会主体生存照顾的义务，法治社会侧重于社会运行的规则之治。
从应然层面看，转型国家的核心问题在于：公权力是主导转型的核心力量，而转型本质上又是公权力的退缩和回归。一体建设符合法治的一般成长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事实上构成法治中国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在宗教、伦理消减而意识形态又不断弱化的情形下，仅仅仰赖民族血脉和地域上的国家概念来弥合社会碎片势必难以周全。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所构成的法治中国，首先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版，但与其说是中国法治的转型路，毋宁说是法治建设的中国版和中国法治的升级版。第二，法治社会是一体建设的中心所在。
与西方国家不同，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几乎一直处于高度合一的状态。从宏观系统来看，这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加速迈向现代社会的历程。对于人情尤其是代际之间的血缘亲情关系的高度重视，深刻影响着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在推进各项事业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并反复强调社会管理及其科学化的问题。
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以公权力为主导，要求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基于上述划分，应当特别注意如下三点。
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则之间的融贯，即法治社会的自治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与作为正式规则的国家法在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上具有一致性。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说，法治社会相对于法治国家具有更为根本的性质。
其二，如前所述，追溯至社会需求层面，法治包含了法制简化的要求。因为没有国家的有为、有限参与，社会无法自动实现合规则的秩序建构，缺乏公平正义性质的潜规则会占据社会治理阵地，使社会同时存在着两类相去甚远乃至截然相反的规则体系，并陷入两者所造成的混乱无序当中，导致社会基本结构与行为规范体系处于分裂状态，并造就普遍的虚伪人格，社会运行走向法治的反面。
